中師的光明與暗黑,遺忘與記憶

◎楊允言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


原初的中師


1894年日清戰爭後,日本取得台灣這塊新領地。對於台灣,除了有美好的幻想,同時也帶著猶豫。1895年6月始政儀式後不久,第一任學務部長(相當於教育部長)伊澤修二即成立「國語傳習所」教台灣人「國語」,同時向學生學習台語(伊澤修二原以為台灣人使用清國語,來了以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這樣)。


在日本領台前,伊澤修二即呼籲日本要實施國民義務教育,來台灣後也有相同主張。其後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、小學校,並廣設於台灣各地,這些基礎教育需要師資,於是,台北師範學校、台中師範學校、台南師範學校(以下簡稱北師、中師、南師)在1899年相繼設立。不過,那時日本在台統治的基礎仍不穩定,又評估師範教育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,短短幾年後陸續停辦。


師範學校再度復校時,日本控制台灣局勢已經穩定,北師、南師首先於1918年復校,中師原本設立在彰化孔廟,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後,台中成為新興城市,中師1923年復校於台中,校地即設在目前台中教育大學現址。那時候,時局的氛圍是:一戰後日本成為戰勝國,經濟復甦、處於大正民主時期(1912-1926),而治台方針則強調內地延長、日台共學,雖然台灣人還是強烈感受到被歧視,也在被同化的路上掙扎。


師範教育除了是教師能力的養成,連帶也需要透過這些未來的教師,傳達國家的意志,因此,師範教育對於國家意識型態的灌輸是不遺餘力,皇民化運動時期如此,戰後漫長的戒嚴時期也是一樣。


台灣的變局


1930年代起,時局變化得很快,歷經經濟蕭條,之後日本選擇以戰爭來維繫帝國命脈,從日中15年戰爭,台灣總督又換成武官,實施皇民化,接著發動太平洋戰爭,徵召台灣人從軍,卻以戰敗收場。戰敗國日本所屬的台灣,則在美國的主導下,換成由中華民國委任統治。雖然當時多數台灣人視中華民國為祖國,以為祖國會讓台灣擺脫差別待遇,沒想到「狗去豬來」,新的統治者貪污腐敗,台灣的民生經濟資源嚴重被掠奪;報紙日文版被廢除,讓大部分知識分子變成文盲,反過來被知識水準普遍低落於台灣的祖國人歧視。


接著發生二二八事件,台灣瞬間少了二、三萬人,被屠殺的陰影揮之不去,然後又有一萬多名台灣青年被騙去中國打國共內戰,只有極少數活著回來,台灣經濟持續惡化,終至「四萬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」。


而這個祖國政權幾乎失去了中國所有的領土,帶了兩百萬人擠到小小的台灣,當時台灣人口大約六百萬,許多學校被迫變成軍營。後來韓戰爆發,這個原本被美國期望一起協助戰後亞洲重建、後來卻被遺棄的中華民國戰敗政權,因為得到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,才在台灣穩固下來,並為台灣帶來白色恐怖以及長達近40年的軍事戒嚴統治。


台灣人在約短短二十年面臨這樣的巨變,而年輕人對時局的敏感度是高的。處在這個巨變期間的中師學生,做了什麼事?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以及前後這些年?


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重災區


過去三年,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台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,隱約看到一個現象:這些政治案件中,出身自中師和中商(現在的台中科技大學)的比例很高。


就讀師範學校的學生,有較高比例是出身自較貧窮家庭,透過進入師範學校就讀,尋求未來穩定的工作與生活。這群人相對比較會讀書,才得以擠進師範的窄門,不過當這些學生獲取更多知識,並開始對國家及社會現象產生懷疑時,他會怎麼做?最安全的應對之道也許是不做任何的反抗,但總有人會選擇站出來。


中師為什麼有反抗的傳統?有人說「窮學生比較不怕死」,窮學生也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,這種氛圍不論戰時或戰後初期,應該都瀰漫在中師校園。也許中師師生被啟迪左派思潮,也可能與謝雪紅等積極在台中經營有關。二二八事件中,台中擁有民間武裝力量,在社會失序狀態下,熱血青年就紛紛挺身加入,中師學生更沒有缺席。


二二八事件中,學校受創最嚴重的,大家比較知道的是雄中自衛隊,這所學校被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攻擊,所以雄中留下了被砲彈攻擊的殘酷痕跡。中師校園並沒有被國府軍隊攻擊,當時的中師反而曾經是「特種部隊」的總部,說是「特種部隊」,其實是由十幾歲的學生共同組成,這些學生並沒有受過完整的軍事訓練,而且實際上也僅是以自衛為主,並在國府軍隊挺進台中前已經解散,學生則紛紛回家躲避。


不過,當時的台中還有民間組成的二七部隊,中師隊也是隊伍之一,並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,部分學生也參與戰役。


事件後,中師校長洪炎秋被撤換,教務主任張深切被通緝而躲到南投中寮山區,事件中受到槍傷的吳振武,是學校體育老師,雖然已經準備要加入中華民國海軍,卻也被通緝。不少老師寧可丟掉教職,不敢再回校任教,學生雖被通知回校讀書,既往不咎,不過大概十分之一的學生沒有再回校。這些沒有回校的學生,有人可能覺得保命比未來的教職更重要,而選擇放棄,有人可能選擇逃離台灣,還有人可能已經在亂局中失去生命。這些學生的學籍我們暫時無法一一查出,有待校方及相關單位共同努力。


二二八事件後,回校繼續求學的學生,有不少受到偵訊、羈押。時局進入白色恐怖(1949年起)時期,中師受害則是變本加厲。1950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,教員李奕定和學生直接從學校被帶走,而最後一起因「匪諜」案被羈押的老師徐典博,發生在1974年。


戒嚴時期,校園被嚴格管控,思想則徹底清洗,學生在校生活是軍事化管理,不能對國家主張或政府政策有任何的質疑,尤其這群未來要在各國小負責傳遞黨國意志的老師,當權者自然施於最嚴密的黨國教育。


校園外,分散在各國小擔任教師的中師畢業生,則有不少人因案被捕,包括省工委會「台中案」、「大甲案」等。另外,中師簡易師範科主要由原住民就讀,畢業後分發到原住民地區國小任教,1950年代,有十幾位原住民中師畢業生在任教時被捕。若再往前推,日治時期的畢業生楊逸舟在1950年代赴日,因為參與台灣獨立運動被列黑名單,致使有家歸不得;而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,則在鹿窟山區失去生命。


我們努力地蒐集散落於各處的資料,與中師有連結的政治受難者,高達一百多人,何況可能還有我們未尋獲的。


重新記憶中師的人與事


位於市區,校園很迷你的中師,雖然有一棟1928年蓋好、現為行政大樓的仿哥德式歷史建築,但這裡並不算是台中旅遊景點,對附近的居民來說,這裡可能是運動散步的好地方。只是這個看似單純的校園,很多過去曾經在這個空間授課的老師或學子,在時代的變遷中,被犧牲、被迫害,迄今卻還沒有被好好地訴說。


我們試著把很多被埋沒的歷史,挖掘出來,部分雖已廣為人知,但是可能有刻板成見的歷史,則試著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。雖然感嘆時間是最大的敵人,許多當事者已凋零,或者因為我們晚了一步,當事者雖仍在世,但已無法清楚陳述。過程中也一度懷疑是否真能完成這項工作,可是無論如何,我們盡力做了。


1923年入學的楊逸舟(本名楊杏庭)和吳天賞,在1928年因為台籍學生講台語被舍監辱罵,起身向學校抗議,逼使舍監後來調職,吳天賞在二二八之後,相傳是被恐怖政治氣氛「嚇死」,楊逸舟於日治時期前往日本繼續深造,之後到中國發展,戰後先留在中國,二二八後受派返台調查,撰寫台灣事件報告書,傳言因為這份詳實的報告書,讓部分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,由死刑改判成無罪。1953年赴日成為政治難民,因為參加台灣獨立運動,被國府列為黑名單,最後客死異鄉。


因電視劇《台北歌手》而廣為人所知的呂赫若(本名呂石堆),1934年中師演習科畢業,而後到日本繼續求學,是聲樂家,也是文學家,1944年出版個人短篇小說集《清秋》,被稱為「台灣第一才子」。這位才子在二二八後對國府極度失望,政治態度積極轉向,1952年死於鹿窟山區,身後的手稿及書籍,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掩埋,僅留下極少數的資料。


呂煥章,就讀中師時跨越兩政權,1947年中師本科畢業,二二八事件時他加入二七部隊,並擔任中師隊隊長,曾參與策畫轟炸大安溪鐵橋,並隨二七部隊退到埔里,參與3月15日夜晚突襲魚池、日月潭派出所等戰役。二七部隊解散後,他回校教書,不久後放棄教職,進入山區建立「武裝基地」,被捕後遭到槍決。同案還有1949年中師普通師範科畢業的吳江海,在基地被當場擊斃,以及當時就讀中師三年級的林如松,也遭到槍決。


跟著二七部隊一起進入埔里的,還有鄒族的高菊花、汪玉蘭、方梅英,她們是中師簡易師範科的學生。其中,高菊花是高一生(前阿里山鄉鄉長)的長女,高菊花後來雖然畢業並在國小任教,卻因為父親高一生被以叛亂罪槍決,人生徹底改變,自此命運多舛。


邱致明是泰雅族人,1952年中師簡易師範科畢業,1955年與高白蘭結婚,高白蘭的父親高澤照因為涉及湯守仁案被槍決,結婚後即遭特務監視,後來參選縣議員時,被羅織罪名而判刑5年。除了邱致明以外,與他前後期中師簡易師範科畢業的同學或學長學弟,至少有9人因相關案件被判刑,刑期從5年到12年不等,有些因為爭取山地自治而被以叛亂罪論處,但大部分是特務羅織的政治案。


「大甲案」對中師而言,更是十分慘烈的政治案。郭萬福1933年中師演習科畢業,已任教十餘年,1950年在島內逃亡,後來被捕,1953年被槍決。他的弟弟郭錕銘,1948年中師畢業,被判12年,而他的外甥張如松,1946年中師畢業,也被槍決。「大甲案」共槍決18人,大部分是老師,讓大甲人覺得「國民政府喜歡殺老師」,告誡子弟千萬別讀中師。郭萬福的中師同學廖金照、羅秋榮也在白色恐怖時期成為槍下亡魂,而他逃亡期間,接觸到好幾位在校任教的中師人,也因此遭到羈押。


1942年入學的鄭慶龍(當時為七年制),以及1946年戰後第一屆進入中師就讀的廖德華和湯德生,都在就學時經歷二二八,他們提供了事件當時中師第一手的見聞。鄭慶龍結業後在台中光復國小任教,只教了4個月,因時局不穩,離開教職去台北工作,沒多久被逮捕,判刑5年。同在光復國小任教、中師早兩屆的廖學銳本也被判5年,後來卻被槍決。廖德華後來曾被爪耙仔老師密告,在課堂中被帶走,關了一個多月。在他們90歲之後,終於把埋藏在心中70多年的往事和盤托出。


漫長的戒嚴時期,中師實施軍事化管理、教育,學生個個被馴化為忠黨愛國的乖乖牌,紀萬生是極少數的例外,1955年進入中師就讀的他,形容那是被國民黨「清洗」過的中師,是苦悶、壓抑的年代。後來參加黨外運動,因美麗島事件坐了四年半黑牢。


曾經發生的,不應被遺忘


本書所提及的,只是一部分中師受難者的故事,然而可能有更多的故事,限於人力與資料的缺乏,或因當事者已凋零,而無緣被呈現。


這群中師人,在面臨轉捩點時,選擇了堅持理想,但是卻很崎嶇不平的道路,在威權高壓統治下,受到殘酷的對待,被噤聲,被關押,被判刑,甚至付出生命。若以世俗角度來看,有另外一大批為數不少的中師人,選擇走政治正確的道路,求得安穩的人生,並獲得更多的名譽與聲望,甚至當到省主席、教育廳長、企業大老闆等,兩相比較,人生命運幾乎是天壤之別。


只是,如果學校教導學生的是追求公平正義,那麼,比起那些選擇走政治正確的路而功成名就者,在變局中受難的中師人更值得我們敬佩。如果教育曾教導學子要勇敢、誠實面對自身的一切,包括善與惡、光明與暗黑,那麼,中師更不應該忘記這些為數龐大的政治受難者,回復他們受到的名譽,只是最基本的公道,學校應詳實整理這段被割裂的歷史,並放入校史中,進而立碑紀念這批中師英魂的光榮印記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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