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師的光明與暗黑，遺忘與記憶
◎楊允言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
原初的中師
1894年日清戰爭後，日本取得台灣這塊新領地。對於台灣，除了有美好的幻想，同時也帶著猶豫。1895年6月始政儀式後不久，第一任學務部長（相當於教育部長）伊澤修二即成立「國語傳習所」教台灣人「國語」，同時向學生學習台語（伊澤修二原以為台灣人使用清國語，來了以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這樣）。
在日本領台前，伊澤修二即呼籲日本要實施國民義務教育，來台灣後也有相同主張。其後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、小學校，並廣設於台灣各地，這些基礎教育需要師資，於是，台北師範學校、台中師範學校、台南師範學校（以下簡稱北師、中師、南師）在1899年相繼設立。不過，那時日本在台統治的基礎仍不穩定，又評估師範教育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，短短幾年後陸續停辦。
師範學校再度復校時，日本控制台灣局勢已經穩定，北師、南師首先於1918年復校，中師原本設立在彰化孔廟，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後，台中成為新興城市，中師1923年復校於台中，校地即設在目前台中教育大學現址。那時候，時局的氛圍是：一戰後日本成為戰勝國，經濟復甦、處於大正民主時期（1912-1926），而治台方針則強調內地延長、日台共學，雖然台灣人還是強烈感受到被歧視，也在被同化的路上掙扎。
師範教育除了是教師能力的養成，連帶也需要透過這些未來的教師，傳達國家的意志，因此，師範教育對於國家意識型態的灌輸是不遺餘力，皇民化運動時期如此，戰後漫長的戒嚴時期也是一樣。
台灣的變局
1930年代起，時局變化得很快，歷經經濟蕭條，之後日本選擇以戰爭來維繫帝國命脈，從日中15年戰爭，台灣總督又換成武官，實施皇民化，接著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徵召台灣人從軍，卻以戰敗收場。戰敗國日本所屬的台灣，則在美國的主導下，換成由中華民國委任統治。雖然當時多數台灣人視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為祖國會讓台灣擺脫差別待遇，沒想到「狗去豬來」，新的統治者貪污腐敗，台灣的民生經濟資源嚴重被掠奪；報紙日文版被廢除，讓大部分知識分子變成文盲，反過來被知識水準普遍低落於台灣的祖國人歧視。
接著發生二二八事件，台灣瞬間少了二、三萬人，被屠殺的陰影揮之不去，然後又有一萬多名台灣青年被騙去中國打國共內戰，只有極少數活著回來，台灣經濟持續惡化，終至「四萬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」。
而這個祖國政權幾乎失去了中國所有的領土，帶了兩百萬人擠到小小的台灣，當時台灣人口大約六百萬，許多學校被迫變成軍營。後來韓戰爆發，這個原本被美國期望一起協助戰後亞洲重建、後來卻被遺棄的中華民國戰敗政權，因為得到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，才在台灣穩固下來，並為台灣帶來白色恐怖以及長達近40年的軍事戒嚴統治。
台灣人在約短短二十年面臨這樣的巨變，而年輕人對時局的敏感度是高的。處在這個巨變期間的中師學生，做了什麼事？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以及前後這些年？
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重災區
過去三年，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台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，隱約看到一個現象：這些政治案件中，出身自中師和中商（現在的台中科技大學）的比例很高。
就讀師範學校的學生，有較高比例是出身自較貧窮家庭，透過進入師範學校就讀，尋求未來穩定的工作與生活。這群人相對比較會讀書，才得以擠進師範的窄門，不過當這些學生獲取更多知識，並開始對國家及社會現象產生懷疑時，他會怎麼做？最安全的應對之道也許是不做任何的反抗，但總有人會選擇站出來。
中師為什麼有反抗的傳統？有人說「窮學生比較不怕死」，窮學生也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，這種氛圍不論戰時或戰後初期，應該都瀰漫在中師校園。也許中師師生被啟迪左派思潮，也可能與謝雪紅等積極在台中經營有關。二二八事件中，台中擁有民間武裝力量，在社會失序狀態下，熱血青年就紛紛挺身加入，中師學生更沒有缺席。
二二八事件中，學校受創最嚴重的，大家比較知道的是雄中自衛隊，這所學校被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攻擊，所以雄中留下了被砲彈攻擊的殘酷痕跡。中師校園並沒有被國府軍隊攻擊，當時的中師反而曾經是「特種部隊」的總部，說是「特種部隊」，其實是由十幾歲的學生共同組成，這些學生並沒有受過完整的軍事訓練，而且實際上也僅是以自衛為主，並在國府軍隊挺進台中前已經解散，學生則紛紛回家躲避。
不過，當時的台中還有民間組成的二七部隊，中師隊也是隊伍之一，並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里，部分學生也參與戰役。
事件後，中師校長洪炎秋被撤換，教務主任張深切被通緝而躲到南投中寮山區，事件中受到槍傷的吳振武，是學校體育老師，雖然已經準備要加入中華民國海軍，卻也被通緝。不少老師寧可丟掉教職，不敢再回校任教，學生雖被通知回校讀書，既往不咎，不過大概十分之一的學生沒有再回校。這些沒有回校的學生，有人可能覺得保命比未來的教職更重要，而選擇放棄，有人可能選擇逃離台灣，還有人可能已經在亂局中失去生命。這些學生的學籍我們暫時無法一一查出，有待校方及相關單位共同努力。
二二八事件後，回校繼續求學的學生，有不少受到偵訊、羈押。時局進入白色恐怖（1949年起）時期，中師受害則是變本加厲。1950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，教員李奕定和學生直接從學校被帶走，而最後一起因「匪諜」案被羈押的老師徐典博，發生在1974年。
戒嚴時期，校園被嚴格管控，思想則徹底清洗，學生在校生活是軍事化管理，不能對國家主張或政府政策有任何的質疑，尤其這群未來要在各國小負責傳遞黨國意志的老師，當權者自然施於最嚴密的黨國教育。
校園外，分散在各國小擔任教師的中師畢業生，則有不少人因案被捕，包括省工委會「台中案」、「大甲案」等。另外，中師簡易師範科主要由原住民就讀，畢業後分發到原住民地區國小任教，1950年代，有十幾位原住民中師畢業生在任教時被捕。若再往前推，日治時期的畢業生楊逸舟在1950年代赴日，因為參與台灣獨立運動被列黑名單，致使有家歸不得；而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，則在鹿窟山區失去生命。
我們努力地蒐集散落於各處的資料，與中師有連結的政治受難者，高達一百多人，何況可能還有我們未尋獲的。
重新記憶中師的人與事
位於市區，校園很迷你的中師，雖然有一棟1928年蓋好、現為行政大樓的仿哥德式歷史建築，但這裡並不算是台中旅遊景點，對附近的居民來說，這裡可能是運動散步的好地方。只是這個看似單純的校園，很多過去曾經在這個空間授課的老師或學子，在時代的變遷中，被犧牲、被迫害，迄今卻還沒有被好好地訴說。
我們試著把很多被埋沒的歷史，挖掘出來，部分雖已廣為人知，但是可能有刻板成見的歷史，則試著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。雖然感嘆時間是最大的敵人，許多當事者已凋零，或者因為我們晚了一步，當事者雖仍在世，但已無法清楚陳述。過程中也一度懷疑是否真能完成這項工作，可是無論如何，我們盡力做了。
1923年入學的楊逸舟（本名楊杏庭）和吳天賞，在1928年因為台籍學生講台語被舍監辱罵，起身向學校抗議，逼使舍監後來調職，吳天賞在二二八之後，相傳是被恐怖政治氣氛「嚇死」，楊逸舟於日治時期前往日本繼續深造，之後到中國發展，戰後先留在中國，二二八後受派返台調查，撰寫台灣事件報告書，傳言因為這份詳實的報告書，讓部分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，由死刑改判成無罪。1953年赴日成為政治難民，因為參加台灣獨立運動，被國府列為黑名單，最後客死異鄉。
因電視劇《台北歌手》而廣為人所知的呂赫若（本名呂石堆），1934年中師演習科畢業，而後到日本繼續求學，是聲樂家，也是文學家，1944年出版個人短篇小說集《清秋》，被稱為「台灣第一才子」。這位才子在二二八後對國府極度失望，政治態度積極轉向，1952年死於鹿窟山區，身後的手稿及書籍，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掩埋，僅留下極少數的資料。
呂煥章，就讀中師時跨越兩政權，1947年中師本科畢業，二二八事件時他加入二七部隊，並擔任中師隊隊長，曾參與策畫轟炸大安溪鐵橋，並隨二七部隊退到埔里，參與3月15日夜晚突襲魚池、日月潭派出所等戰役。二七部隊解散後，他回校教書，不久後放棄教職，進入山區建立「武裝基地」，被捕後遭到槍決。同案還有1949年中師普通師範科畢業的吳江海，在基地被當場擊斃，以及當時就讀中師三年級的林如松，也遭到槍決。
跟著二七部隊一起進入埔里的，還有鄒族的高菊花、汪玉蘭、方梅英，她們是中師簡易師範科的學生。其中，高菊花是高一生（前阿里山鄉鄉長）的長女，高菊花後來雖然畢業並在國小任教，卻因為父親高一生被以叛亂罪槍決，人生徹底改變，自此命運多舛。
邱致明是泰雅族人，1952年中師簡易師範科畢業，1955年與高白蘭結婚，高白蘭的父親高澤照因為涉及湯守仁案被槍決，結婚後即遭特務監視，後來參選縣議員時，被羅織罪名而判刑5年。除了邱致明以外，與他前後期中師簡易師範科畢業的同學或學長學弟，至少有9人因相關案件被判刑，刑期從5年到12年不等，有些因為爭取山地自治而被以叛亂罪論處，但大部分是特務羅織的政治案。
「大甲案」對中師而言，更是十分慘烈的政治案。郭萬福1933年中師演習科畢業，已任教十餘年，1950年在島內逃亡，後來被捕，1953年被槍決。他的弟弟郭錕銘，1948年中師畢業，被判12年，而他的外甥張如松，1946年中師畢業，也被槍決。「大甲案」共槍決18人，大部分是老師，讓大甲人覺得「國民政府喜歡殺老師」，告誡子弟千萬別讀中師。郭萬福的中師同學廖金照、羅秋榮也在白色恐怖時期成為槍下亡魂，而他逃亡期間，接觸到好幾位在校任教的中師人，也因此遭到羈押。
1942年入學的鄭慶龍（當時為七年制），以及1946年戰後第一屆進入中師就讀的廖德華和湯德生，都在就學時經歷二二八，他們提供了事件當時中師第一手的見聞。鄭慶龍結業後在台中光復國小任教，只教了4個月，因時局不穩，離開教職去台北工作，沒多久被逮捕，判刑5年。同在光復國小任教、中師早兩屆的廖學銳本也被判5年，後來卻被槍決。廖德華後來曾被爪耙仔老師密告，在課堂中被帶走，關了一個多月。在他們90歲之後，終於把埋藏在心中70多年的往事和盤托出。
漫長的戒嚴時期，中師實施軍事化管理、教育，學生個個被馴化為忠黨愛國的乖乖牌，紀萬生是極少數的例外，1955年進入中師就讀的他，形容那是被國民黨「清洗」過的中師，是苦悶、壓抑的年代。後來參加黨外運動，因美麗島事件坐了四年半黑牢。
曾經發生的，不應被遺忘
本書所提及的，只是一部分中師受難者的故事，然而可能有更多的故事，限於人力與資料的缺乏，或因當事者已凋零，而無緣被呈現。
這群中師人，在面臨轉捩點時，選擇了堅持理想，但是卻很崎嶇不平的道路，在威權高壓統治下，受到殘酷的對待，被噤聲，被關押，被判刑，甚至付出生命。若以世俗角度來看，有另外一大批為數不少的中師人，選擇走政治正確的道路，求得安穩的人生，並獲得更多的名譽與聲望，甚至當到省主席、教育廳長、企業大老闆等，兩相比較，人生命運幾乎是天壤之別。
只是，如果學校教導學生的是追求公平正義，那麼，比起那些選擇走政治正確的路而功成名就者，在變局中受難的中師人更值得我們敬佩。如果教育曾教導學子要勇敢、誠實面對自身的一切，包括善與惡、光明與暗黑，那麼，中師更不應該忘記這些為數龐大的政治受難者，回復他們受到的名譽，只是最基本的公道，學校應詳實整理這段被割裂的歷史，並放入校史中，進而立碑紀念這批中師英魂的光榮印記。
留言列表
